阳明学深刻影响福建地域文化

2020-10-28 14:00:32来源:福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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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县王阳明雕塑

《居夷集》三卷,明嘉靖三年(1524年)丘养浩刻本

纵观王阳明一生,先后“两次半”踏入闽地:第一次是明正德二年(1507年),赴谪龙场途中,迂道至武夷山;第二次是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巡抚南赣,总制汀、漳二府军政,亲履漳南平乱,奏设平和县治;“半次”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奉敕赴闽勘处福州叛军,行至半途,听闻宸濠反变而返起兵,故称“半次”。

其心学在福建也得到广泛继承、弘扬和发展,深刻影响了一大批福建士子文人。可以说,王阳明的功、德、言深刻影响福建地域文化,阳明学与闽学、闽南文化相融合、互促进。

王门学者仕宦福建

明正德以后,一大批亲得王守仁之炙的阳明弟子及其后学入闽任职,随地讲学,传经布道,深度影响福建学风,更是影响了一代代福建人。仅嘉靖年间就有近30位王门学者仕宦福建,万历、崇祯年间则是更多。如巡按聂豹、参政黄宗明、按察使邹善、提学耿定力,还有知府施邦曜、郡府推官黄弘纲、知县何春、县邑教谕刘邦采,乃至谪戍镇海卫陈九川、李材……他们利用在闽的政治影响力,不忘阐发王学根本,讲授不止,一时蔚然成风,从学者声势浩大,风靡八闽大地。

明万历年间任福建按察司副使的阳明再传弟子徐用检,启发、改变了泉州学子李贽的学术,李贽不惜以“被诱惑”而言:“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

又如谪戍镇海卫的阳明再传弟子李材持续“聚徒讲学”,不遗余力地弘扬传播王学要义,以至“学徒益众”,还定期到漳州龙江书院、南靖安福寺等地讲学不辍 ,以至阳明学在漳郡勃兴振发,吸引八闽学者纷至沓来,成为福建王学传播中心。仅《正堂书稿》就收录了李材与潘庭礼、吴道濂等数十位闽籍阳明后学的学术问答。之后,还到武夷山开堂讲课,其门人提学副使徐即登还修建“见罗书院”,供其讲学,广招延平、建宁诸府的门徒,让“闽之士耳目新安久矣,能一旦得习课,而脱然于章句之外也乎?又能一旦因习课而豁然于课之先也乎”。

还有万历年间巡抚福建的许孚远、崇祯年间执宰漳州的施邦曜等诸多阳明后学,学宗良知,力传阳明心学。叶向高赞曰:“闽人故株守紫阳绪说,不敢为高论,而(许孚远)先生尺尺寸寸,一禀于伦常,其词旨贯穿淹洽,听者忘倦,以是多所感发兴起。先生又创共学书院,置膳田,风教大行矣。”

施邦曜则身体践行阳明心学,力施仁政,遇旱为祷,遇饥煮粥,恤孤怜穷,扶善锄强,治漳之功有如阳明平漳之绩,被郡民誉为“后一文成”。

阳明书籍在闽传播

一批阳明学书籍在闽刊刻或由闽人辑刊,推动了阳明学在福建传播发展、发扬光大,甚至传播、影响到海外。

明嘉靖三年(1524年),时任余姚知县的泉州人丘养浩,将王阳明贬谪龙场期间的诗文编成《居夷集》,刻于余姚,是现存最早的阳明先生诗文集,可谓珍稀之本。

明嘉靖七年(1528年),陈九川在镇海卫根据漳州、福建学者的实际,对《传习录》进行校正、删复纂要,编辑成六卷,再经聂豹在福州养正书院重新刊刻发行,成为当时福建推广王学的重要书籍,让民众得以化繁为简、通俗易懂地学好阳明学。

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被湖广佥事冯应京逐出麻城的李贽等人,应工部尚书刘东星之邀前往山东济宁,入住漕河衙门官署,闭户研究读、抄录《王文公全书》,终成一部“嘉惠后世之君子”的不朽文献——《阳明先生道学钞》。

明崇祯初,漳州知府施邦曜深感《王文成公全书》卷帙繁多、篇幅浩大、携带不便、阅读不易,遂将其分门别类,按理学、文章、经济三帙归类整理,辑为《阳明先生集要》三编十五卷,并授梓于平和知县王立准督刻,与《王文成公全书》(隆庆谢氏刻本)并列为王学著作的两个重要版本,为后人翻印阳明著作的基本资料,将阳明学的传播发展推到一个新的巅峰,甚至为阳明学向海外的传播发展作出贡献。美国人亨克于1916年出版的《王阳明的哲学》,正是刻于平和《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的英译本。

在闽重刻《传习录》、在漳首刻《阳明先生集要》,以及闽人辑刊《居夷集》《阳明先生道学钞》……使得阳明学在福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形成强大的学术思潮,深度影响福建地域文化的发展。

闽南文化心学因子

闽南是朱子过化之地,也是阳明学的重要传播地。王阳明及其阳明之学,影响着一大批闽南士子文人,并对闽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作用。正如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厦门大学教授陈支平所言:“王阳明及其阳明之学,是继南宋朱熹及其朱子学之后,对闽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的核心元素之一。”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杰出人物李贽,受王阳明不盲目迷信“经”的启蒙影响,打破僵化思想的禁锢和束缚人性的教条,形成“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观念,提出“童心”学说,将阳明先生的亲民、担当精神与福建人的特质禀赋有机结合,高扬初心意识,成为福建地域宝贵的精神财富。此外,李贽主张男女平等、追求个性解放、提倡自由经商等观念,无一不是受到阳明学的影响。

漳浦人黄道周在《阳明先生集要序》《重建王文成公祠碑记》等文中,毫不掩饰地流露了钦慕阳明之意,发出“不同时兮安得游?登君堂兮不得语,耿徘徊兮中夜”那种“因所处时代不同而不能步入王阳明门下”的遗憾与感慨,并以“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态度,在讲学时多有引用陆王心学观点,以至清代学者袁翼认为:“石斋(黄道周)湛深经术,私淑阳明而所谓心学者,微有转手。”

清代名臣、安溪人李光地虽学宗程朱,但也积极吸取陆王心学思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光地之学,源于朱子,而能心知其意,得所变通,故不拘泥于门户之见。其诂经兼取汉唐之说,其讲学亦酌采陆王之义,而于其是非得失,毫厘千里之介,则辨之甚明,往往一语而决疑似。”

近代文学大师、漳州人林语堂致力倡导闲适、性灵的文学风格,与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情至说、公安派的性灵说一样,深受阳明心学影响,甚至认为“聪明以为可以做的事,但良知以为不可以做,就不要做;聪明以为不可以做的事,但良知以为可以做,就去做。良知为主,聪明为奴,其人必善良;良知为奴,聪明为主,其人必奸诈……所谓善恶,无非良知,行事凭良知,一切都会好,行事凭聪明,一切都会坏”。可见,出生于阳明奏立之县的林语堂,其思想、文风吸收了阳明心学的精髓。

阳明学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样对闽南地区的人文思想、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和积极作用,潜移默化改变了闽南人的思维方式,使得追求思想解放、冲破限制束缚成为闽南文化的重要因子,强化了闽南人崇尚实用、追求功利的社会伦理价值取向,推动闽南人形成冒险、务实、多元的人文特性,促进了闽南人由“重农抑商”向“重商经商”思想观念的转变,形成“善观时变、顺势有为,敢冒风险、爱拼会赢,合群团结、豪侠仗义,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闽商精神文化。(林晓峰:福建省政协教科卫体副主任、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山梁:朱子学会阳明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责编:张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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