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良业:腹有诗书气自华

2019-07-12 12:10:10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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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良业

一、主要教育活动和学术成就

刘良业,字涵之,安徽省东至县人,研究员。当代河北教育史志鉴理论和传统文化教育理论奠基人,《河北教育年鉴》、《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刊人,河北省传统文化教育学会创始人。1989年7月毕业于安徽省池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同年9月,到东至县青山中学任教。1993年9月,考入河北大学,攻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1996年7月毕业后,到河北省教育委员会(现为河北省教育厅)工作,从事教育理论研究。1999年11月至2001年9月、2012年2月至2012年12月,受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河北省教育厅党组派遣,先后到沧州市南皮县潞灌乡前罗寨村和辛集市新垒头镇东大陈村驻村帮扶。2002年9月至2009年1月,转向教育史志、教育年鉴的编纂、出版、研究和文学创作活动。2009年以后,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传统文化教育研究、思想启蒙和文学创作活动。

先后主持《河北教育五十年通鉴(1949~1999)》、《河北学校志》、《鹿泉教师人文素养读本》、《中华家文化》等大型文献资料书编纂工作。2002年,创办《河北教育年鉴》,任办公室副主任兼编辑部副主编,具体负责教育年鉴日常编纂工作。先后组织、主持负责编辑《河北教育年鉴》(2002年卷至2006年卷)。参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五十年》、《中国教育年鉴》(1997~2008)、《中共河北年鉴》(2002~2008)、《河北年鉴》(1997~2008)、《河北教育史》、《河北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等大型文献的编纂工作。从而确定了教育史志鉴工作在河北省教育事业中的战略地位。2009年,参与创办《高教参考》,为河北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2010年4月,他创办河北省国学教育研究中心,任秘书长,主持中心工作;2012年5月,他创建河北省传统文化教育学会,先后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执行会长兼秘书长、理事会主席兼秘书长等职,主持学会日常工作,随后在河北省掀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活动。2013年6月,他创办《国学教育动态》(2014年9月改名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动态》),为传统文化教育工作者提供信息和指导,受到河北省广大传统文化教育工作者热烈欢迎。他举办、主持近千场大型传统文化教育公益讲座、大型传统文化教育学术研讨会议和大型公益捐赠活动。

先后主持省级重点课题“农村初中教育综合改革研究”、“女子教育研究”、“借鉴陶行知教育思想,推进科教兴冀战略研究”、“解放后五十年河北教育发展经验与教训研究”、“传统文化教育在民族振兴大业中的位置、作用和意义战略研究”等,省级课题“教育志编纂理论研究”、“国学精神与校园文化建设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三地职业教育一体化研究”、“小学生系统经典诵读活动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传统文化教育思想及实践意义研究”等,参与国家级重点课题“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先后在《教育史研究》、《中华老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生活教育》、《河北教育》、《教育实践与研究》、《重庆陶研文史》、《金陵陶研》等刊物发表论文几十篇,著有《刘良业教育文选》。

先后获“河北省教育学会系统先进个人(1998年)”,“全国教育史志系统先进个人(2006年)”,“河北省地方志系统先进个人(2008年)”等荣誉称号,所写论文《学陶鉴今,培养跨世纪人才》,获“第一届河北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优秀成果奖”,论文《定县平民教育》获“河北省第九届教育科研、教学实验成果奖一等奖”,所著《河北教育年鉴纲目》(2002年卷)获“首届中国地方志年鉴优秀条目奖”,所参与编写的《河北教育史》(一二卷),获“河北省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2年,他在南皮下乡期间的工作队,分别被中共河北省委、中共沧州市委授予“干部下基层先进工作队”称号。2013年12月,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授予他所在的省教育厅驻东大陈村工作组为“河北省加强基层建设年活动优秀驻村工作组”,他被授予“河北省加强基层建设年活动优秀驻村队员”。笔者曾在《金陵陶研》(2003年第七期)撰文《金声玉振,兰薰桂馥》、在《重庆陶研文史》(2007年第四期)撰文《“陶研”精英,“史志鉴”方家》,记载其事迹。

他还是一位作家,诗人,一位著名的思想者,发表多篇诗歌、散文、小说,著有综合性文学作品集《拓真集》(由戏剧出版社出版)、《弘远集》(由中国国际图书出版社出版),主编《古今绝妙诗词选》(由中国国际图书出版社出版)。

二、主要教育思想

教育的公益性质

教育的公益性质,是由教育在国民的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的。这在他《我之教育主张》和他所主持的“解放后河北教育发展经验和教训的研究”的结题报告中,都有比较集中的论述。在他看来,教育是一项公益产品,是每一任负责任的政府对她的国民应该承担的义务和必须担负起的职责,也是文明社会每一位公民应享受的权利。为了保证教育的“公益性质”,他认为必须做到如下几点:

“教育必须以政府投资为主,决不能走教育产业化的路子,更不能把教育当成一种产业,在任何时候,教育事业都必须为广大国民服务。”

“教育必须面向人民大众,必须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也就是说,教育的大门必须无条件地向人民大众敞开,教育必须充分考虑到占人口绝大多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教育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必须服务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水平和不断丰富的精神生活需要。教育事业绝不能成为镜中月、水中花,绝不能成为空中楼阁。”

“必须保证教育质量。教育质量是教育的生命,必须千方百计地提高教育质量。教育质量关系到人才的质量,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素质。在任何时候,教育质量都不可丢。丢掉了教育质量,也就等于丢掉了教育本身。”

教育公平思想

他非常重视教育公平。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实现教育公平,是非常必要的。这在他《论教育公平》等文章中,都做了比较详细地分析和论述。他说:

“受教育权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最基础的人权之一,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社会公平,是几千年来人类智慧和文明的结晶,没有教育公平,也就无所谓社会公平。”“这是构建和谐社会、保证民生、民权的最基础工程。”

教育公平由教育的公益性质决定的。“教育事业是文明社会最基本的公益事业之一,历来都是由政府承担责任。由于政府是所有国民的政府,支持其运转的费用全部来源于所有纳税人的出资(即交税),因此,由政府主导下的教育事业理当体现公平原则——理所当然为全体纳税人公平服务的原则。”

“教育事业涉及到整个民族素质,关系到国家的未来,而一个国家的富强、一个民族的振兴,不是靠一两个或几个发达地区就能完成的;需要靠全民族的努力,需要靠全体国民素质的提高,需要靠举国上下努力才能达到。而这一切,都必须依赖教育公平去实现。”

关于教育改革

他明确提出了改革当前教育的主张:

必须把教育事业摆在国民经济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切实把教育事业作为社会公益事业去抓、去管,当成是每一任政府必须抓好、必须管好的公共事业。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到关系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的大格局中去考虑,切实保证教育经费的投入,切实保证每一个国民都应受到良好的教育。

必须实行教育职业化。首先,要实行教育行政官员和学校校长的职业化。各级教育主要行政官员和各级学校校长必须是长期从事于教育事业的,必须懂得教育、教学和教育科学研究的,实行“教授治校”、“名师治校”。其次,实行教育管理职业化。他认为,教育不同于行政,不能用行政手段来管理教育内部事务,只能实行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管理措施;改革学校和教师的考核标准,关键看教育教学效果、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再次,提高教师待遇,真正实行教师职业化。为此,必须保证教师的高收入——应该高于、至少不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保持教师队伍的稳定性,保证教师的学习、研究和交流时间。

在教育教学上,教师应该把“树人”和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人的精神放在首位,坚决摒弃、坚决反对把学校办成是培养服从和被服从的地方。从小就应该灌输学生健康意思、独立意识、人本意识、审美意识、科学意识、民主意识、和谐共生意识,把学生培养成为“身体健康、智力发达、精神健全、善于审美”的全面发展的人。

鼓励创新,强调学以致用。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高度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把学校所教授的知识和生产实践、生活实践联系起来,尤其是和当地的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使学生成才有路,致富有门。

他十几年前提出的这些教育改革主张,现在大多为政府所接受、正在变为或已经变为现实。

儿童教育思想

“必须重视儿童的教育工作。儿童的教育工作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儿童的未来、民族的未来、世界的未来。不重视儿童教育工作的领导者,是不成熟的领导者;不重视儿童教育工作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见《如何教育孩子》)对于儿童教育,他历来就十分重视。他在《如何教育孩子》、《如何爱自己的孩子》、《救救孩子》和他的《拓真集·以微笑面对人生》等文章中,多次阐释了他这一思想:

在教学内容上,他主张:“教育儿童,首先要教会儿童如何生存,其次要教会儿童如何做人,再次要教会儿童如何发展。此外,还要教会儿童懂得如何爱护他人以及如何爱护自己。”

“对儿童适当地实施一些挫折教育,以磨练其意志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帮助他们逐渐地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是非常有必要的。……从小就应该让他们接触挫折,教育他们正确地对待挫折、处理挫折,从挫折中汲取教训,以便能尽快从挫折中站起来。”

“坚定的性格和合作的精神,是现代社会中所必备的,……因此,就儿童教育来说,必须重视这一点,注意培养这方面性格。”(以上均见《如何教育孩子》)

要重视儿童平衡能力的培养。因为“随着文明的发展,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要求有着更多具有平衡各方面能力的人来管理企业、管理社会、管理国家。这无疑对传统教育提出了挑战,对现代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所以,要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这一要求,就必须增加和加强对人才这方面的教育。把它作为现代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以上见《如何办好教育》)

“教育儿童,必须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和现实的需要,遵循与时俱进的原则。同时还要因人、因地、因时变化而变化,切不可千篇一律地照搬、照抄公式。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他很重视赏识教育法的运用。他说“教育儿童,最好用称赞、鼓励的办法。当然,这个鼓励、称赞,并不是毫无原则甚至无中生有的胡编乱造,而是善于、及时发现儿童的优点,在合适的时候认真地、恰到好处地把它点出来,使儿童有一种成就感,从而激起儿童的上进心和求知欲。”

乡村教育思想

他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大学毕业后,在乡村中学任教,长达四年之久。来到河北省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以后,他非常注重调研,经常深入到基层,了解和掌握一线教育的情况。特别是他先后被派驻到最基层长达4年之久,回来后又主持“农村初中综合改革”等课题研究。因此,他十分熟悉、了解和重视农村的教育。他曾说:“农村富,则中国富;农村强,则中国强”。这在他《大力加强乡镇薄弱初中硬件建设》、《女童失学原因简析》、《农村初中学生辍学原因探析及对策》等文章中都有反映。

同时,他提出了改革农村教育的主张:

“在广大乡村,必须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村社会‘幼有所养,中有所用,老有所终’”。“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在农村社会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彻底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其次,要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使农民大病、重病时也能得到及时救助和医治,并不至于影响生计;再次,真正把《义务教育法》落到实处,严禁农村学校乱收费。”

“改革教育体制,必须把学校教育同当地经济建设、农民奔小康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技工教育,把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融为一体,把有限的农村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用起来。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改革教学内容,增加一些有益于农村经济建设、有益于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题材和内容,增加一些生动活泼、符合和有益于孩子身心健康和身心发展的题材和内容,增加一些实用知识,把学习与生产劳动、生活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以上见《农村初中学生辍学原因探析及对策》)

妇女教育思想

“一位教育家曾经讲过:人类的命运掌握在母亲的手里,母亲队伍的素质关系到人类的未来。提高母亲队伍素质,造就合格的母亲,已成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他认为,“必须更新观念”。要做到树立正确的妇女观,“强化男女平等的意识,执行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广大妇女本身也要更新观念——“改变自己的生活价值不如男子、自己的任务是带好孩子、伺候丈夫以及料理家务的思想。真正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提高自信心,树立自尊、自信、自主、自立、自强意识。”其次,必须建立全方位妇女教育机制;再次,“通过改革现行学校布局、调整教学方向,改革现行课本内容,全面提高教师整体素质等手段,增加学校对女童及其家长的吸引力”;此外,还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杜绝女童失学和辍学现象”。

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鉴编纂思想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治国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他十分重视教育史料的积累、保存和运用,重视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鉴的编纂工作。早在1996年他到河北省教育委员会理论研究室之初,他就提出创办《河北教育年鉴》的设想。在此后六年时间里,他为创刊《河北教育年鉴》进行了不懈努力,直至2002年正式创刊。他先后为《河北教育年鉴》撰写了《河北教育年鉴纲目》、《河北教育年鉴编纂通则》、《河北教育年鉴编辑说明》、《关于〈河北教育年鉴〉编纂内容的有关规定》、《如何撰写〈河北教育年鉴〉文稿》、《如何做好〈河北教育年鉴〉审稿工作》等等,先后起草下发了《关于做好〈河北教育年鉴〉编纂工作的通知》(冀教办[2002]5号文件)、《关于做好河北省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鉴研究和编纂工作的通知》(冀教办[2002]8号文件)、《关于加强和规范河北省教育史志鉴编纂工作的通知》(冀教办[2006]12号文件)等关于教育史志鉴编纂纲领性文件,撰写了大量关于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鉴的讲话稿、论文(据不完全统计,约100万字),先后主持《当代河北教育名人名校》、《河北学校志》、《河北教育五十年通鉴》等多部大型教育文献的编纂工作。多次举办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鉴专场培训会、并亲自讲课;还多次举办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鉴学术研讨会,研讨教育史志鉴编纂理论。为《河北教育年鉴》以及河北教育史志编纂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政策依据和人才支持。被誉为“当代河北教育史志鉴编纂工作的灵魂”。综合起来,他的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鉴编纂思想主要有如下几点:

要高度重视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鉴编纂编纂工作。在他看来,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鉴编纂工作,是教育事业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重要事业,它对“存史、资政、教化”,推动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应该将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鉴编纂工作纳入本单位发展计划、工作任务和年终目标考核范围中,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努力做好这项工作。这在每年度召开的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鉴工作会议,他都强调这一点。

要切实加强各级教育史志鉴机构建设,尤其是要大力加强县级以及大中专学校教育史志鉴机构建设,以保证教育史志鉴机构和人员的连续性,稳定性,保证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鉴的编纂和研究质量。要大力提倡、鼓励优秀人才从事这项工作。

要切实落实和提高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鉴编纂人员的各项待遇。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鉴的编纂和研究,同样也是一门科学;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鉴编纂人员编纂和研究出来的成果,理所当然也应该视为科研成果,应该与编纂人员的评职评优挂钩。在他努力下,河北省教育厅先后下发的《关于做好〈河北教育年鉴〉编纂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和规范河北省教育史志鉴编纂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明确将此项工作研究成果视为科研成果,并要求“各单位要尽可能为教育史志鉴编纂人员提供便利条件,在外出学习、收集资料、学术交流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规范教育史志鉴编纂工作,努力提高编纂质量。为了保证教育史志鉴编纂和研究工作健康发展,切实经得起历史和现实考验,他强调:各编纂单位应该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教育史志鉴编纂工作的组织、协调和领导。所选用资料和数据必须具有真实性、准确性、权威性;其出版,必须经过认真审核、校对。

在教育史研究方面,他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他写了大量有关教育史论文,如《杨贤江探讨教育本质问题的新贡献》、《李石曾及其教育思想》、《定县平民教育实验》、《简析刘少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周恩来教育改革思想探析》等。他还根据人民教育家汪达之长期的教育实践和有关教育论述,创造性地写出《浅析汪达之儿童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新安师魂>: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兼析汪达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新发展》等重要文章,在学界首次提出了“汪达之儿童教育”、“汪达之教育思想”,全面总结汪达之教育思想,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和认可。

传统文化教育思想

在他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根”、“中华魂”、“中国印”,什么时候,都必须继承,都不能丢弃。丢了,也就是丢弃了中华民族本身。因此,作为培养人才的园地——学校教育,就必须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弘扬、光大、发展优秀传统美德。为了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他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著名的如“传统文化教育四原则”:

其一,“有分别”继承的原则。由于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存在糟粕,因此,必须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也就是“有分别”的继承。任何历史虚无主义,任何文化虚无主义,任何简单的、不加分别的、“一刀切”式的抛弃,或者任何形式的囫囵吞枣式的教条主义,毫无疑问,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可取的。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人类文明发展的连续性,社会发展的连续性,都是不容分割的,也是割裂不了的。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懂得最起码的历史知识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其二,以先进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吸收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集中了世界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是先进的科学理论,是促使传统文化研究沿着正确轨道发展的必要保证。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能改变。

其三,坚持务实、开放、创新的原则,亦即与时俱进的原则。传统文化教育要务实,要真抓实干,不能空喊口号,或者关起门来做所谓的传统文化研究的学问。如果是这样的话,传统文化教育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应该记住:任何时候,传统文化教育不能排斥外来文化,更不能排斥当代文化和科学技术,相反,它必须吸收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化、优秀的外来文化和当代科学技术,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内容、新的含义,始终如一地坚持务实、开放、创新的原则,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这样,传统文化教育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才有生命力,才有发展前途,才能长盛不衰。

其四,遵循经世致用、古为今用的原则。从事传统文化教育,并不是单纯地研究学问,而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了拯救当今社会的道德缺失,避免人类社会历史悲剧的重演;同时弘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使它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精神动力,变成我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强大的物质力量。

2015年4月,在河北省传统文化教育学会年度工作会议上,他又提出了“四个不能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旗帜不能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个宗旨不能丢,立德树人这个党的教育根本任务不能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美德这个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能丢。”在传统文化教育界,得到广泛认同。(朱云)

来源:《重庆陶研文史》

责编:王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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